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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毅夫:中国正在超越凯恩斯主义

时间:2016-03-08 17:28:27  来源:武大总裁班  作者:河南总裁班
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,中国发展空间很大。利用发展空间,在这个过程中,给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宽松的环境,增长过程当中,效率也会不断提高。我们不能简单套国外理论,财政政策以及5万亿都不是简单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。比如,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在供给端,是补短板。我们是超越凯恩斯主义,做的是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投资,短期能增加就业与需求,长期能提高增长率。
  3月3日,全国政协常委、经济委员会副主任、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接受本报独家专访,就当前宏观经济有关热点问题,谈了他的看法。林毅夫表示,中国仍是世界经济增长引擎,经济增速下滑主要是由于外部及周期性因素,只有稳增长才能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的空间与环境。
  投资的信心比黄金更重要(总裁班咨询热线:0371-88885388)
  中国经济导报:截至2015年底,11大类重大工程包已累计完成投资5万亿元,规模已超当年的4万亿投资计划。但为什么有观点认为投资不如当年那么立竿见影了?
  林毅夫:为什么现在效果不那么明显?有两个原因:一方面,2008年时更多运用货币政策,而现在则强调积极的财政政策,这点我支持。很多人不清楚货币流向,上一轮很多流向了房地产,造成了房地产价格高涨,为避免这种情形,用财政政策流向比较清楚,不会造成副作用。
  另一方面,是信心。2008年,大家对经济增长预期向好,现在一些人对中国前景不看好,即使有产业升级的空间也不敢去做,所以民间投资就少了。现在利率水平较高,PPI(工业品出厂价格)连续负值,对企业来说,销售价格越低,负债就越重。企业没信心,真实利率又高,但如果把信心恢复,稳定增长完全有条件。政府在基础设施、环保节能、城镇化等领域进行必要的投入,过剩产能也会少一点,PPI下降也会少一点。所以我支持降准降息。
  作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,中国发展空间很大。利用发展空间,在这个过程中,给必要的体制机制结构性改革创造稳定宽松的环境。而且,在增长过程当中,效率也会不断提高。我们不能简单套国外理论,财政政策以及5万亿都不是简单凯恩斯主义需求侧管理。比如,高铁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就是在供给端,是补短板。我们是超越凯恩斯主义,做的是补短板的基础设施投资,短期能增加就业与需求,长期能提高增长率。(总裁培训咨询热线:0371-88885388)
  减速主要是外部和周期性因素
  中国经济导报:请您谈谈近些年来我国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?
  林毅夫:最近,国外有种声音唱衰中国,主要是2010年以后,经济增速节节下滑,去年增长速度为6.9%,也是25年来增长速度最慢的,并且下行压力还很大。同时,去年以来还出现了股票市场、人民币汇率波动。有人把经济增速下滑归于内部体制机制结构性问题造成的,作为一个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,中国确实存在不少结构性问题,应该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,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。但是,中国经济在2010年以后出现减速,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部及周期性的因素。
  2010年以后,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,但在这一时间段,包括巴西、俄罗斯、印度等在内的所有金砖国家都在下滑,而且下滑得比中国更厉害。而更有说服力的证明则是,同一个时间段,新加坡、中国台湾和韩国等周边高收入经济体,只要是出口所占比重较大的,2010年以后下滑幅度也比我们大。
  对症才能下药。作为转型中的经济体,确实存在体制机制问题,但主要原因没有认识清楚,可能开出的药方就不能完全解决问题,更重要是影响信心。
  那么原因究竟是什么?必然是有共同周期性、外部性原因。仔细想想也不难理解,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后,发达国家增长还没有复苏,欧洲国家经济增速保持在0~1%之间,日本去年负增长,美国经济表现相对好一些,但并不是真正复苏。一方面,经济增长没有恢复到长期水平,更重要的是耐用性消费在危机后没有出现明显反弹。而5.1%的失业率从数字上看已经恢复到危机前水平,但如果考虑到实际劳动参与率下降了3个百分点,失业率也将近9%,属高失业率。(总裁培训班咨询热线:0371-88885388)
  世界经济尚未恢复,发达国家消费增长很慢,导致进口增长很少,进而导致出口导向型国家出口减少。因此,经济增长速度变缓,不仅是中国,所有金砖国家,包括东亚高收入国家也不例外。
  2008年,突如其来的国际金融危机是自经济大萧条以后最来势汹汹的一次。G20会议决定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,启动投资与需求避免进入最糟糕的状况。中国政府实施4万亿计划,从2009年开始,积极财政政策支持的投资项目经过4~5年都已建成,但全球经济还比较疲软,所以出现产能过剩。这种状况下,如果没有新的财政支持的项目,投资增长率也会下降。“十一五”期间,年均投资增长率是25.5%,“十二五”期间,平均每年投资增长率为17.7%。2015年投资名义增长10个百分点,扣除价格因素,也就是12个百分点。投资下滑会带来增速下滑,所有国家都面临这一问题。
  从消费来看,中国相对较好。家庭收入约有8%的增长,消费的增速也在8%左右。其他国家的消费收入增长没有我们这么快,所以跌得比我们厉害。(武大总裁班咨询热线:0371-88885388)
  总的来说,有结构性问题、增长模式问题,也有体制机制的问题、国有企业效率改善问题。但是,中国这几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,主要受外部性、周期性因素影响,要采取必要的稳增长措施。而且只有切实稳增长以后才能进行结构性改革,也才能为结构性改革创造必要的空间与环境。
  展望未来,外部环境依然欠佳。实现到2020年让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,需在“十三五”期间实现经济增速6.5%以上。而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反周期性措施,可能跌得更厉害。 
  有效投资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 
  中国经济导报:当前经济形势下,如何处理好投资与消费的关系,并通过有效投资解决问题?
  林毅夫:由于未来几年的外部需求可能会出现疲软,中国经济增速能否保持6.5%以上取决于国内需求形势,其中包括投资和消费。
  有人说,中国经济增速慢是因为投资太多,所以要增加消费。消费固然很重要,但如果没有建立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基础之上的消费增长,结果不可持续开始用储蓄,然后借债,借债多了要还债,还不起债从家庭来说是破产,从国家来说就是危机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就是消费过多造成的。所以消费不能忽视,但也不能说非要把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改为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。消费要增长的前提是收入水平不断提高,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前提是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,劳动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靠的是现有产业技术不断创新,以及产业不断升级,从附加价值较低产业升级到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。但不管是在现有产业的技术创新,还是从附加价值较低产业转移到附加价值较高的产业,都需要投资。如果投资方向是提高劳动率生产水平且提高附加价值水平的,再多的投资也是好的。
  当前,把投资与产能过剩等同起来也显得似是而非。要是再去投资钢铁、水泥、电解铝,就是产能过剩。中国现在每年进口1.4万亿美元的制造业产品,都是高附加值、高技术水平、高质量产品。中国在向中高产业转变的过程中有许多投资机遇,比如在特种钢材、精密机床、先进设备等领域。这样的投资会带来高经济回报。(总裁班培训咨询热线:0371-88885388)
  其次,中国过去的基础设施投资主要是为了通过高速公路、高铁、机场和港口,将一座城市与另一座城市连通。然而,像地铁、地下管网、污水处理系统这样的城市内部基础设施却严重不足。投资这些领域可以降低交易成本,增加经济效率并产生较高的社会回报和经济回报。
  此外,中国亟需投资环保领域。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,中国遭遇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。投资该领域会带来高社会回报。
  最后是城镇化。目前,中国约有55%的人口生活在城镇地区。高收入国家的城镇化水平通常超过80%。未来,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镇化水平的提高,需要在住房、城市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领域进行投资。
  经济增速放缓的当下,中国还有许多好的投资机会,这一点是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主要区别。如果发达国家的工业存在过剩产能,要找到好的新投资机会将非常困难。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整体上是好的,城镇化已经完成。因此,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,不能简单地拿发达国家的经验来判断中国的增长潜力。
  除了好的投资机会,中国还有充裕的资金支持投资。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公共债务规模与GDP之比不到60%。在其他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,它们的政府债务已经超过了GDP的100%。积极财政政策做一些必要的基础设施环境投资支持城镇化空间很大。
  不仅政府有钱,中国的家庭储蓄与GDP之比近50%,属世界最高水平。政府可以利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撬动私人投资,包括利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方式建造基础设施。
  此外,投资需要用外汇从国外进口.技术、设备和原材料,中国拥有3.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。
  中国跟其他发展中国家最大的不同是,但当它们遭遇外部冲击或经济下行风险时,投资经常受到财政实力不强、私人储蓄率低以及外汇储备不足的制约,中国没有这样的限制。
  中国将能够维持相对较高的投资增长率,而这会带来就业机会,增加家庭收入,并将消费增长维持在相当高的水平。“十三五”期间要利用好这些有利条件,即使外部条件没有改善,出口增长相对较弱,中国仍有能力依靠国内投资和消费增长实现增长目标。
  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都要利用
  中国经济导报:“发挥先发优势”首次写入中.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规划的建议,您怎么看待先发优势与后发优势关系?
  林毅夫:先发优势、后发优势都要用,而不是从一种理念转向另一种。具体可以从我国产业的五种类型来看。
 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。产业技术和附加值水平与发达国家比还有差距的产业,比如汽车、高端装备制造、高端材料产业,在产业升级中有很多后发优势可用。比如,可以采购设备、购买其专利;又如,可以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,雇佣当地技术人员,吸收技术;再如,也可以招商引资。我们还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国家,增长最快的市场,这是后发优势,需加以利用。
 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。比如,白色家电行业,产品和技术已经处于国际领先或接近国际最高水平,只有依靠自主研发新产品、新技术,才能继续保持国际领先地位。
  第三类是我们已经失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业。这部分产业面临两种选择,一是有能力、有创新的企业转型到“微笑曲线”两端做品牌、产品开发、渠道管理,附加价值较高。另一种是像上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和80年代的“亚洲四小龙”部分企业一样,利用技术、管理、市场渠道的优势,把产业转移到工资水平较低的地方创造“第二春”,把GDP变成GNP。
  第四类是弯道超车型产业。其特性是人力资本需求高、研发周期短,跟国外比较起来差距小。信息、通讯产业的软件、手机等属于这一产业。这种产业可以弯道超车有先发优势。而且我们还有两个优势,一是国内市场很大,生产量大,单位成本低;二是国内产业配套最齐全,硬件组装能力最强,能够迅速把概念变成产品。在这类产业发展上,我觉得有弯道超车,甚至可以先发优势。
  第五类是研发周期长、人力金融物资成本投入高的战略型产业,比如航天、制药等。其发展关系国家安全和长远发展,不能完全依靠市场,需要政府保护性补贴。(河南总裁班咨询热线:0371-88885388)
  这五类产业,要先发优势和后发优势两端发力。创新不能狭义认为只是发明,下一期生产技术比这一期好,下一期投资进入的产业附加价值比现在产业的附加价值高,就是创新。
  对发达国家来讲,技术水平与产业发展已经在世界前沿,创新必然是发明。作为发展中国家,弯道超车类型产业可以发挥先发优势,其他则需要发挥后发优势,加强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。
  来源:中国经济导报 作者:李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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